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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生培育与修道人数下降,修院改革的问题

时间:2017-04-03  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作者: 点击:
      据一位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说,这是如此严重的一个问题,以至于连教宗方济各也不敢谈论它。

      那就是天主教司铎职的过时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来筛选将领受牧职的候选人,并让他们作好准备去为天主的子民服务。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教宗若望廿三世宗教科学基金会的阿尔贝托.梅洛尼(Alberto Melloni)教授最近指出,当今司铎的原型可追溯到四百多年之前,其改革起源于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

      梅洛尼于三月廿二日在罗马《共和国报》上刊文指出,十六世纪那非凡的创意,不仅形成了西方世界及其前殖民地的政治、心态和内在生命,也发展了艺术与神学,且至今也未消亡(全世界仍约有四十二万名司铎)。

      「但在上世纪,它已处于危机中。」他指出:「在过去九十年,意大利的修生人数已从最多时达一万五千人,降到现在只有二千七百人。」

      但人数的大幅下降并非司铎职及修生培育的过时模式最令人担忧的现象。

      梅洛尼说,令人担忧的,反而是那些选择做神父的人及祝圣他们的主教们的「智质之下降」。此外,这也是事实:现行制度继续成为这「恶习」的滋生地——教授恰当地把它识别为「教权主义」。

      被称为「博洛尼亚学派」先声者的梅洛尼认为,司铎「减弱的角色及情感的疏忽」,已导致「独身身分的强调,而这身分在寻求一种升华中使性欲受限,并吸引那些有着未解决的问题或甚至病态的人去做神父」。

      教宗方济各也在诸多场合说过此事,他谈到了对将领受牧职的候选人之筛选与培育。

      早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他在一个对男修会会长的闭门会议上就谈到,没有接受良好培育的司铎,其结果往往就成了「小怪物」,然后由这些人「塑造天主的子民」。教宗说,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他接着就修生的这倾向提醒修会长上们,即有些修生「微笑着守规矩」,只是为了跳出「紧箍咒」,以结束他们的培育期并得以晋铎。教宗说:「这是教权主义所导致的虚伪,是最糟的邪恶之一。」去年十一月,他对修会长上们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二零一五年,他提醒主教和修院的培育导师应提防某些铎职候选人,他们或是「固执僵硬」或是不自觉存在心智问题的意识,而「去寻求能在生活中保护他们的强有力架构」。他说,这终将出错。

      每当教宗方济各谈及天主教司铎的筛选和培育时,他给予明确指示,即他知道在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并非秘密,我们发现正是在修生、最近晋铎的神父,以及祝圣他们的那些主教中间,有人最顽固地反对他对教会改革所描绘的蓝图。

      但正像梅洛尼教授所表明的,这位八十高龄的教宗不能完全转向去指出该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严重不足的修院制度和司铎职的过时模式是永久存在着的。

      事实上,教宗方济各所作的评论比他上任后的头四个月少了,据此,他仿佛确信现行制度还将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一次与修生及修会初学生的聚会上,他说:「我总是想到这点:最糟的修院胜过没有修院!为什么?因团体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那可能与耶稣会的培育不相符合。像绝大多数修会一样,耶稣会通常的规则是(尽管也有例外),会士继续在男女皆宜的大大小小团体内共同生活,甚至在他们结束了见习期和早期培育后亦如此。

      另一方面,教区司铎发现自己倾向于成对,或更经常是独自一人。他们的首要团体是由男男女女所组成的堂区,通常这些人在家中还有孩子。它不是由清一色的男性「司铎团」(即他们在教区内的神父弟兄们)所组成。

      然而,大体上说,梵蒂冈所指定的修院制,从十六世纪中叶就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它给予未来的堂区司铎以清一色男性的、类似隐修院式的培育。譬如,不是司铎的那些男女,常常只是修院中的少数存在体。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今日仍有许多修院谨慎地以类似隐修院每小时报时的一种生活规则来管理修生一天的大部分时光。这些培育场所完全不训练修生在晋铎后将度的生活。只有在暑期,修生才有机会在堂区环境中生活。

      即便如此,和他们在一起的都是与他们有着相同修院背景的人,这(同种族的)小团体与天主的其余子民相分离,其成员的心态在那里强化并扎根。

      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难题,或许可在下届世界主教会议上起步。教宗方济各定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召开相关会议,主题为「青年,信仰和圣召分辨」,这可成为一次独特的良机,把对修道圣召的讨论扩展到更广泛地、更勇敢地去考虑教会内的牧职。

      三月较早时候,教宗接受德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承认,进修院的人太少——至少在发达国家内。他说,部分原因是因出生率低下。

      他说:「没有年轻人,就没有司铎。那是个严重问题,我们必须在下次有关青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上着手处理。」教宗续说:「大量没有圣召的年轻人(加入神职界),他们将毁了教会。」

      教宗方济各说:「筛选是决定性的,但人们的义愤亦然。」

      人们问为什么他们的堂区没有司铎来举行感恩祭,对此,教宗说:「一个不举行感恩祭的教会就会失去力量,教会就变弱了。」教宗下结论说:「司铎圣召是个问题,一个极大的问题。」

      这问题正在逐渐扩大,实际上,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前数十年中就已开始。但就像梅洛尼在最近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难题,教会内的一些人对此「紧闭双眼,尤其是那些站在主教礼冠下的人。」

      那牵涉到数量与品质。

      梵二会议力图把教会和她的脱利腾架构与心态带进现代。但在教义及教会的牧职实践方面,它基本上并没作出任何更新,更不用说对于领受铎职的候选人的类型以及他们应接受的准备或培育方式的更新了。

      梵二会议后的最初几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七八年当选后不久,努力促进重整大公会议的势头停顿了下来。

      已婚教友安德肋·格里洛(Andrea Grillo)在罗马宗座安瑟莫教育学院教授神学与礼仪。他指出:「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直到本世纪的首十年,在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任教宗期间,我们目睹了与梵二会议严重脱节的普遍现象——不是以一种划一的方式,而甚至以一种沉重的方式。」

      他说,教宗方济各通过重新确认「大公会议之道」是前进之路,而使教会与梵二会议再次衔接。「鉴于三十多年来对大公会议『接纳不够』,方济各所从事的复兴工作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一次突然加速。」

      但格里洛教授说,这只是因为过去的两位教宗在梵二会议的履行上点击了「准备发送」或「减速移动」的按钮。相反,教宗方济各点击了「开始播放」的按钮,通过这样做,他继续了一个已被中断了几十年的程式。

      他又说:「方济各所创建的气氛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我们最深层的传统,并希望排他性地依附于以往的架构。」

      那么,梅洛尼教授所强调的那急迫问题——即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领受铎职的司铎之形象、角色及应作的准备,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说宁可有糟糕的修院也胜似完全无修院的那位教宗,与展示出自己具有一种令人惊奇的能力来聆听、学习,并改变想法的教宗,是同一个人。

      自从教宗方济各作出那些评论至今差不多已有四年,他有很多机会去了解和聆听世界各地修生培育的真实状况。人们能想像,他还未看到美好情景。

      但教宗并不浮躁。他不会心血来潮去改变他的想法或信念。每每有迹象表明,他的思维过程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祈祷及长时间的分辨,从中得到谨密的引导。这包括与许多有着不同观点的人们一起磋商、讨论和争辩,这些人在教会内有着多方面的经验。

      教宗方济各理解教会与世界,教会在世界内安家,而世界正经历著巨大转变,必须以大胆与创新来掌控其转变。他在一五年告诉意大利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领袖:「人们可以说,当今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与划时代转变一样的变化时代。」

      他说:「因此,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状,给我们摆出了新挑战,有时,这些挑战也让我们难以理解。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活出这些难题,把它们作为挑战而非障碍。」

      此外,教宗方济各邀请众人「深刻反省《福音的喜乐》,并从中获取实用的参考因素,并启动处置方案。」这篇通谕表达了教宗更新和重整教会的视野,其字里行间,人们能发现对整修天主教修院进行研究的理由(尽管教宗方济各从来也没有明确这样说)。

      在《福音的喜乐》较前处,他承认「有些教会架构可能成为福传的阻碍」(26号)。

      进而,他又说,他梦想一个「以传教为重的抉择」,即足以转化一切的能力,包括「教会的习俗、风格、时期、行事历、语言和架构」(27号)。

      转化意味着改变。如果我们用教宗的话来说,那么,像修院那样的架构也能明显地被改变。

      他仿佛比大多数主教更多地想到,那些最有可能来要求教会需真正改变其类型的天主教徒,是她的年轻成员。

      「青年呼吁我们要有更新的宏愿,因为青年代表人类的新路向,促使我们放眼未来,免致一方面要活于今日世界,另一方面却执迷灵气尽失的架构和习俗」(108号)。

      教宗方济各敦促公教青年把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希望与关注,喜乐与批评——加入刚起步、现正处于准备阶段的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

      这些孩子是否够大胆提出连教宗方济各也不敢说出的那些急迫问题?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主教们会聆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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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伯特.麦肯斯(Robert Mickens),梵蒂冈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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